说“大虫”：老和山下乱翻书之二

想必很多人和我一样，知道“大虫”指老虎是因为读了《水浒传》。

《水浒传》“景阳冈武松打虎”那一回里说到武松一气喝下十五碗酒后，欲过景阳冈，酒家就劝：“如今前面景阳冈上，有只吊睛白额大虫，晚了出来伤人。”除了这著名的“吊睛白额大虫”外，《水浒传》里还有一只“母大虫”，约略与“河东狮子”同。

《水浒传》虽然说的是宋朝事，但出于明朝人手笔，那以“大虫”指老虎是宋人语还是明人语？

从宋代文献看，当时已把老虎称作“大虫”，举一个例子：

文莹《湘山野录》卷上：“杨叔贤，自强人也，古今未尝许人。顷为荆州幕，时虎伤人，杨　就虎穴磨巨崖夭刻《诫虎文》，如《鳄鱼》之类。其略曰：‘咄乎，尔彪！出境潜游。’后改官知郁林，以书托知事赵定基打《诫虎文》数本。……赵遣人打碑，次日，本耆申某月日磨崖碑下大虫咬杀打碑匠二人。”

《鳄鱼》即韩愈的《祭鳄鱼文》，“打”也就是“拓”或“搨”。

那么以“大虫”称老虎是否源起于宋人呢？查《汉语大词典》，其“大虫”条的“老虎”义下首举唐人李肇的《唐国史补》：“大虫老鼠，俱为十二相属。”

《汉语大词典》所举的这个例子并不能确凿地证明其中的“大虫”就是老虎，因为还可以理解为蛇，蛇同样为十二属相之一。对于唐人称老虎为“大虫”，我可以举出更好的证据：

唐人樊绰《蛮书》卷八《蛮夷风俗》记载：“大虫谓之波罗密。”自注：“亦名草罗。”又卷七：“蛮王并清平官礼衣，悉服锦绣，皆上缀波罗皮。”自注：“南蛮呼大虫为波罗密。”这里的“波罗密”、“波罗”和“草罗”之“罗”都是当时南诏的一种非汉语，义指老虎。向达以为“波罗密”的“密”是衍文，原当作“波罗”（见《南诏史略论》，载于《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现在缅彝语群仍称虎为“罗”（la／lo），而《山海经》记述“海外自东北陬至西北陬”的《海外北经》里正有一种“状如虎”的“青兽”叫“罗罗”。向先生还讲：“称虎为波罗，比较接近于北方语系特别是突厥语系。”而六诏先民正为魏晋南北朝世处西北的氐、羌族（见《南诏史略论》）。氐、羌族的语言是否属突厥语系尚不可确知，但其中的联系仍堪玩味的。

说远了。既然“波罗密”、“波罗”和“草罗”都是老虎，那么“大虫”的所指就很确实明白了。

唐人梅彪的《石药尔雅》是一部解释炼丹药品的奇书，其卷上记载“大虫睛”一味，自注：“一名山君目”。“山君”当然就是老虎，《说文·虎部》：“虎，山兽之君。”既如此，“大虫”也必定是老虎之别称。

唐人语中既有“大虫”之称已可落实，那么是否可继续追溯呢？借助于当前的大型电子古籍数据库，我们可以发现，在唐以前“大虫”一词极其罕见，其意义也一望而知并非指老虎。由此可以推断，以“大虫”指称老虎应该就是从唐代起。

疑问还在继续：唐人为什么要叫老虎为“虫”呢？

我试着做一个推测：

沈括《梦溪笔谈》卷三：“尝观《文字注》：‘秦人谓豹曰程。’予至延州，人至今谓虎豹为‘程’，盖言‘虫’也。方言如此，抑亦旧俗也。”《文字注》不知何时书，应该在宋以前。既然西北陕甘一代（秦）称虎豹为“程”（它仅是个记音字），那么“虫”应该就是它的方音语讹（在我的方言中这两个字的读音相同），从字面看又容易理解，可行之于文。而“大虫”之“大”就是描述虎豹的体形了。

李唐源出西北，又以长安为国都，因而举国以关中是瞻，就当时语言而论，也一定以关中方言为基础方言（就像现在以北京话为普通话的基础方言一样），这种优势方言中的某些方言词借助于特定背景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开来，成为通语，就像普通话中常说的“趁机”的“趁”即源出关中方言。现在“大虫（程）”的“虫（程）”也很可能本为关中方言词，后来得以通行，以至绵延于宋明。


附记：
这个“程”的来历又是如何呢？有无所承？《庄子·至乐》中有“程生马”，《列子》也有相同的语句，唐人殷敬顺注《列子》时曾引《尸子》：“程，中国谓之豹，越人谓之貘。”《尸子》所谓的“中国”是指中原，与“越”代表的南方相对而言。那么，《庄子》中的“程”是否就是一个先秦时表示虎豹义的方言词呢？